新闻采写中的社会学想像力

　　“社会学的想像力”是由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提出的。他认为，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具备这种心智品质就能够在宏观理论的不同层次及微观经验材料之间进行从容的穿梭，把具体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联系起来，并由此实现社会科学的公共任务与政治使命，这就是社会学想像力。

　　社会学想像力在新闻采写中的重要性

　　在《社会学的想像力》开篇，米尔斯就描绘了迅速变化的社会，人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个“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能力。这些话正好印证当下我们的生活。浸染于各种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中，很多年轻人变成“低头族”。米尔斯说：“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像力。”①

　　记者是受众的信息“把关人”，在采写新闻时，其所具备的“社会学的想像力”，能够增进理性，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自觉地把个人和社会结构、历史变迁联系起来，准确判断出人物和事件在社会和时代中所具有的意义，深刻地透视出人物和事件在社会的横坐标和历史的纵坐标中所具有的新闻价值。这种心智品质在新闻采写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帮助记者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新闻人物和事实

　　米尔斯认为，运用社会学的想像力所作的最有成果的区分是“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这个区分是社会学想像力的基本工具，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经典研究的一个特征。②也就是说，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要理解这种变化，就需要超越这些变化，捕捉到这些变化彼此间的联系。米尔斯在书中以“失业”为例：当一座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一个人失业时，那么这是他的个人困扰，需要了解这个人的品行、技能、机遇等；但是如果一个有5000万雇佣大军的国家，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是个公众论题，不能再指望从个体身上找出解决办法，而必须考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曾供职《南方都市报》的傅剑锋采写过《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是他的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的开篇。稿子源于他看到一篇关于警方抓获一批“砍手党”的消息，其中提到“这些年轻人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傅剑锋的视角其实就是超越了个体，一个农民工抢劫可能是个人问题，但是一个村子的年轻人都出来抢劫，就是社会问题。他采访后发现，这“同一个地方”是广西的一个贫困山村温江村，民风淳朴，那些残忍的“砍手党”在村民眼里都曾是好孩子；他们几乎都有相似的经历：贫困→辍学→到广东打工→学历太低找不到好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抢劫，生活观念与生存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导致他们严重心理失衡，严峻的打工环境与所遭遇的歧视则直接催生了他们的残忍心理。傅剑锋希望读者在痛斥“砍手党”的冷酷残忍之时，更应看到农村的贫穷以及社会阶层的不可逾越，关注贫困，消灭贫困，尤其是农村的贫困，这是我们共同的道义与责任。③

　　傅剑锋总结自己的采写原则是“将大尺度观察和细节化表述结合起来”。他所谓的“大尺度观察”，就是不孤立地看待一个事件，而是把这一事件放在它所处的社会原生态与制度背景中，放在纵横深长的历史坐标上。这样的观察视角，不但可以使人明白这一事件与其它事件的联系，这一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这一事件所处的位置与意义，还使人感到这一事件所表征的本质事实与背后制度的特征、方向与趋势。④可见，傅剑锋的“大尺度观察”和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由此，这篇本来只是抓获“砍手党”的小消息，被置于社会大坐标系中，更显深度和社会价值。在社会转型时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记者多一点社会学想像力，报道就有可能跳出就事论事的窠臼，引导受众更加理性地看待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