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安全视角下突发事件报道研究 ——以钱江晚报“7·5”公交车燃烧事件报道为例

　　新闻界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满足了公众对未知信息的知情权，但与此同时也扩大了公众的恐慌。自2001年美国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不当报道造成的“媒介恐慌”成为世界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共同探讨的话题。社会恐慌是媒介制造的，而媒介之所以能够制造恐慌，是由于媒介安全功能失灵和失控。①传统媒介如何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既做到信息公开，又发挥媒介的安全作用？本文以钱江晚报杭州“7·5”公交车燃烧事件报道为例进行分析。

　　信息公开：媒介安全的第一要义

　　突发事件发生，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犯罪行为发生，往往影响面广、社会危害大，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社会恐慌的原因，部分来源于媒介失语，媒介传播信息不畅与不及时。这不仅不能带来社会安全，还给流言和谣言制造了生存空间，造成新的社会恐慌。“谣言止于公开”，大众媒介要发挥媒介安全的作用，配合政府第一时间传播权威信息，让谣言没有继续传播的空间。媒介安全需要通过媒介实现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群体安全。新媒介环境下，传播技术的便捷性使新闻传播的生态更复杂，传统媒介更加需要不断提高传播的权威性和“把关人”作用，发挥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稳定人心的积极作用。

　　杭州“7·5”公交车燃烧事件发生于2014年7月5日17时许，随后钱江晚报运用自己的网站与微信平台推送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弥补了传统媒体在时效性方面的缺陷。事件发生的第二天，钱江晚报配合警方公布事故调查的进展、伤亡情况以及医院救治的情况，并说明“警方没有发现该事件与恐怖活动相关联的线索”。大众媒介第一时间公布突发事件的信息，使公众充分了解事件的最新进展，也打消了恐怖主义的顾虑；传统媒介官方发布的特征，能满足公众对权威信息的需求。媒介安全最基本的是满足公众知情权，信息公开所体现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均说明了其在社会安全保障中的作用，成为媒介安全的首要选择。大众媒介发挥了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传递的桥梁作用，有效防止了突发危机事件中谣言的传播。此次事件发生后，社会中不实言论以及网络谣言较少，均得益于政府与媒介有效的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与风险放大：媒介传播的悖论

　　突发事件一旦发生，政府应与媒介相互配合建立起积极有效的危机处置机制，主动公开信息，但“发达的全球性大众传媒的信息报道与传播使风险的传播速度、风险给人们造成的感官冲击都成倍放大”。②因此，媒介传播与信息公开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悖论：信息公开需要通过媒介进行传播，而媒介传播却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风险的扩散和放大。媒介化社会中任何社会事件的报道，从社会放大的角度出发，“都集中于媒体如何与社会放大过程的其他元素互动以建构、强化、减弱，以及调整涉及风险及其可控性的信号”。③媒介化社会的风险放大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美国“9·11”事件部分新闻报道遭受非议，正是因为“对于恐怖事件的夸大报道会在民众中间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恐慌，同时又给恐怖分子平添了很多不属于他们的成就感”。④这也表明造成社会恐慌的原因之一是媒介报道不当。新闻报道在新闻传播和信息公开的同时，也可能放大恐怖和灾难行为，成为社会恐慌散布的又一诱因。

　　因此，在媒介化社会与信息公开程度高的环境中，需要处理好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风险扩散和放大问题，尽可能减少媒介传播带来的媒介安全问题。媒介安全的实质是处理好信息公开与风险放大之间的关系，既不杜绝信息公开造成“媒介失声”，也不强调信息公开而带来“媒介恐慌”。“媒介安全是一种恐慌与失语之间的平衡，而且是一种动态平衡。”⑤媒介安全动态平衡的建立，最重要的是媒介行业逐渐形成在合法和广泛的规则框架内的新闻自律体系，以良好的行业自律规范新闻生产。